在明末万历十年，一个耶酥教士会的利玛窦来到中国，他是一个传教士，1601年定居北京，当时的宰相徐光启受洗入教，就此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揭开序幕。

其时中国的科技已处于鼎盛时期，当时出版了《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四大名著，在地理学、医药学、工矿学、农学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最高成就。

徐光启对西方文化非常崇拜，他有一段评语：“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穷巧极妙者…”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学习了西方文化之后就想着要推广，但是因为国变未果（国变即崇祯16年李自成打到北京），当时中国文化和科学是很自信的。接着满清入关。在康熙时代，康熙大帝对西学也很感兴趣，某书记载，康熙在16岁学习几何，但是他没有推广到其他地方，也没有推广到他的子孙，只是他自己感兴趣。后来到了乾隆年代，与西方文化没有交流，中国主要是考究古文，如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到了1840年道光年间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甲午战争以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向传统文化进行决裂，从道统、礼教、科举制度的桎梏当中解放出来，在当时国势已极度衰微，人们在焦虑、恐慌中生活，在这种情况、势头下知识分子认为旧学不行了，要连根拔掉，在五四运动中，有不少的知识分子欲将汉语、文字一并废除，用世界语，连中国话都不想说，当时确实就是这种情况，连鲁迅笔下的阿Q都要当革命派，在这种气氛和氛围的笼罩下，中医就受到了胡适、丁文江的漫骂，甚至连鲁迅也有一段沉痛的名言“我们日下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倘有阻碍前途的，无论它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统统踏倒它。”其时与中医受同等待遇者还有京剧，可见“汉家”的语言、文字、科学艺术、军事，事事不如西方，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丧失殆尽，只剩黄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如何改良了，联系这一背景，来看30年代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不足为怪。

中医未被废止并非由于中医抗争，因当时中医除了有“疗效”之外，并不理直气壮。正如胡适所言：“西医知道病因，治不好病，是科学；中医治好病，不知病因，所以不是科学。”一句不是科学将中医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只不过当时西医尚未发展壮大，暂留中医自生自灭而已。

五十年代毛主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一句话对中医的鼓舞很大。毛主席并非医师，更不是中医，而是一个革命导师与政治领袖，反映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标志，救亡图存的任务基本完成后，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重新确立起自信，据说在台湾的蒋介石对毛主席的举措唯一不反对的就是这保存“中医”这一项。可见此举的“非政治”的文化性质。

中医最爱用“枯木逢春”一词来形容五、六十年代的境遇。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中医院相继成立，西医学习中医班开办，中医进入综合医院……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但时过不久，许多老中医专家心底又有“花繁木茂非我春”的落寞。因为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的本科生、硕士、博士、中医科研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姓中”令人生疑，中医学术是繁荣了还是变形了、异化了、萎缩了也令人生疑，于是又有人企图探究原因，李秩重先生的《中医多元论》就费了许多篇章来进行综合分析。

当看到文化自信不等于科学自信，当毛主席肯定的方法（工具和武器）发掘成了关键问题，老人家投向了掌握现代科学方法的西医，于是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并希望出几个“理论家”，这正所谓只承认中医之“用”未承认中医之“体”。以现代方法来研究中医，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恰好与清·湖广总督主张相颠倒，在清末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光绪皇帝奖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说、人心大有裨益”的时候，被严复批驳道“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则以马为用也；中西学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为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建国以来，中医工作投入大产出少，愿望好收效差，事与愿违。其根源“以西医为体，致中医之用”，因此必须打破“科学一元论”、“科学霸权主义”，重新认识中医的整体科学之体，重新确立中医学的科学自信。

科学与文化共生，中西方皆同，人类认识和发展之初皆以整体来认识世界的，“整体大于各个组成部分之和”，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表述整体方法的真理，人类知识经千百年孕育和累积，分析出还原的认识阶段，但是还原论方法有整体论方法不可比拟的强大生命力，于是将分支传统科学取代，但惟有中医学一枝独存。原因是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具有最大的整体性，而这种最大的整体性恰恰是还原论方法的盲区；其次，临床疗效正反两方面的检验不断修正着中医发展的轨迹，当然疗效是肯定的，中医一直在发展，即使是在清乾隆以前没有吸收西方文化时中医照样发展，形成了温病学说，现在也列为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什么叫经典呢？就是你辩不倒，它说出来的话、讲出来的道理你至今驳不倒。使中医学在理论、实践有效之坐标中，扩展成一个庞大的实用的理论、技术社会体系，也就是说中医学之体得到了充分的发育，中医学之用不但为其他传统医学（西方希波克拉底医学、吠陀医学）不可比拟，甚至也不为西医所替代，这就说明整体论的传统科学与还原论的现代科学是两个体系、两种属性的科学，彼此不能相替代，彼此不能相否定。

中医学之体，根源于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天人合一、一阴一阳之为道、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认识论（物我一体、主客交融、体物合心、思内揣外、思外揣内）、方法论（阴阳者一分为二也，五行生克制化）、逻辑学（辨证逻辑、包容矛盾、容中而不排中，矛盾转化——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由此发展出自己的概念体系（八纲、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藏象、气化、经络、药物学的四气五味、归经）和物化体系（中药、方剂、针灸、按摩等）及社会体系（流派传承、药品产销）惟其“体强”方能“用宏”。

由此可见要发展中医就必须承认在现代科学之外还有传统科学。传统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观、方法论都具有目前现代科学所不能包容的真理性，因此中医体系也具有现代科学体系目前不能包容的科学性。

振兴中医、复兴中医在百年困惑实为中医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中随“势”沉浮的轨迹，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势下有中西汇通、衷中参西说；在“打倒孔家店”、“救亡图存”的大势下，有废止中医、中医救亡之说；在救亡图存任务完成后，有中医宝库之说；在现代化大势下，有“中西医结合”、“新医学派”、“中医现代化”之说。中医学随波逐流，不能自主、自立的困惑令人三叹。

势，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历史就在“大势”中激荡前进，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奋斗的现实中中华民族必将能以更大的文化自信与科学自信面对灿烂的传统文化与传统科学，中医同道更应该率先强传统之体，弘传统之用，使中医学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发展，使中医学复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满怀信心的说希望是你们下一代的。

我讲这些是因为要说明中医为什么到了现在的地步，就是因为近二三百年来文化的变迁造成的，中医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是，为什么中医仍然存在，就是因为中医有疗效，故能保存到现在。我们应该如何办？西医把中医的东西抢去了不少，连病名都抢去了，“癫痫”是中医的名词，3000年前就有。“中风”也是中医名词。中药也抢去了不少，如麻黄成了麻黄素、黄连成了黄连素，都变成西药了，根本就不是中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抢，抢西医的东西，以中医之体，西医之用。极化液+黄芪注射液+参脉注射液，氯化钾有补养作用，用中医辨证的方法用西药，效果很好。

由于变法维新和办洋务的影响一百多年来西医大量介入，致使目前市场上西医掌权，主宰医疗大权，随着西医的引进和其手段的不断发展，现在相当多疾病的治疗是由西医方法为主，也就是说，当某一疾病刚一发现，患者往往就采用西医西药治疗，当疗效不好时才会想到中医，这种医疗行为对疾病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现代中医所面对的许多疾病已非原发病本身，而常常是经过西医干预的“变证”。这就影响了常规辨证的结果。

如糖尿病开始多以三多出现而西医干预后三多症状消失而显现出来的是郁热痰湿瘀血等证候。

还如肾病综合征原发病多为脾肾阳虚、眼睑浮肿，但现在多见者为面部红赤、起痤疮、满月脸等等热毒湿毒炽盛、阴虚火旺证候。

一个中医大夫不但要有娴熟的辨证论治技巧，还要了解西医的进展、优势及缺陷，从而找到中医的优势及临床应用的切入点。现在都在讲与时俱进，对于西医的药物与其他手段，中医可以不用，但不可不知，不知而且不用是盲目排斥，不足取。在这方面中西医应该是对等的，中医要了解西医，西医也应该了解中医，现在要淘汰的既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而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庸医。只有开拓视野，解放思想不断汲取中西医两方面的精华，才能成为一代能为人民服务的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