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临床医师在通过定性辨证（明确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的病性时，还应对疾病的证情进行定量分析。

如在太阳病中，风寒表实证就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证重者——发汗峻剂——麻黄汤。

轻者——为外邪郁表宜小发其汗——桂枝麻黄各半汤。

更轻者为微邪郁表证——微发其汗即可——桂枝二麻黄一汤。

《伤寒论》23条“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圊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伤寒论》25条“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似疟，一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以上三个方剂同为风寒表实，区别在于证的轻重程度。

再如阳明腑实证：

从临床角度来看，阳明病只要存在脏腑“结热”这一病机，不管是痞满燥实坚悉具，还是只具备一、二个症状均可成为三承气汤的适应证，临床所要区别的是证情的轻、重、缓、急而已。

证重——大承气汤——峻下

次者——小承气——缓下

再次者——调胃承气——和下

证势更轻微的依次有润下——麻子仁丸（麻仁、杏仁、芍药、小承气）、外导——蜜煎导法、猪胆汁或土瓜根。由上可见中医治疗便秘可不都是用川军。

临床辨证需仔细入微、轻重有别才能药到病除。

对立中间状态的是定量辨证，在八纲中每对证的范畴都存在着中间状态。阴阳——阴阳俱虚；表里——半表半里；寒热——寒热错杂；虚实——虚实错杂证，“至虚有盛候，大实有羸状”。这种中间状态在两个对立病性之间有着多个连续的证如：太阳病表寒证向里热转化时，可有纯为表寒的麻黄汤证；表寒不解、内迫于里、寒多热少的葛根汤证及葛根加半夏汤证；表郁里热、热多寒少的桂枝二越婢一汤证（桂枝汤加麻黄石膏）（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越婢汤可以治肾炎，在农村用越婢汤治疗肾炎初起，效果很好，不需要速尿、双氢克尿塞等，在《中药药理学》中论述麻黄可以治肾衰，就是受此启发；一次在病房查房，糖尿病肾衰的患者，沉困，睡卧在床，整天不起，谈话时即可入睡，根据法式检押考虑为五积散证，其中关键就在于麻黄，病人服了汤药就起来了，麻黄该用时就得用。）

里热为主的表实里热证——大青龙汤、葛根黄芩黄连汤证。我院肛肠科曾经有一个病人，当时是一个小孩，藁城人，诊断为直肠息肉，内窥镜检查：从肛门口至回盲瓣全是息肉，一个接一个，病人表现每日泄泻数次、十余次、甚至二十余次，虚弱、贫血、发热，手术不能选择，激光不能选择，只能选择中医治疗，应用葛根黄芩黄连汤，果然止住了发热，正气恢复，贫血恢复，顺利出院，恢复了劳力。直肠息肉存在与否不管，病人感觉好了就行，这就是典型病例。

这说明在同一病性基础上，可有不同的发展层次，体现了对疾病的证多少估计和把握也是定量辨证的一种。

《证治准绳》“泄泻”病引用赵以德云：昔闻先生言泄泻之病，其类多端，得于六淫五邪饮食所伤之外，复有杂合之邪，似难执法而治，乃见先生治气暴脱而虚，顿泻，不知人，口眼俱闭，呼吸微甚，殆于绝者急灸气海，饮以人参膏十余斤而愈，治阴虚而肾不能司禁固之权者，峻补其肾。治积痰在肺，致其所合大肠之气不固者，涌出上焦之痰，则肺气下降，而大肠之虚自复矣（邢月朋注：用吐法，张子和的办法，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不壅塞，可以下降，泄泻止）。治忧思太过，脾气结而不能升举，陷入下焦而成泄泻者，开其郁结，补其脾胃，使谷气升发也。凡此之类，不可枚举，因问先生，治病何其神也，先生曰：无他，‘圆机活法’，俱在《内经》，熟之自得矣。”

圆通：通达事理，为人处世，灵活随机，不固执拘泥，无偏缺，无障碍，《梁书》“陶宏景，为人圆通谦谨”。

《内经·至真要大论》“调气（血实者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掣，甲乙经挽也）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特定区域），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随其所利），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平正，长有天命。帝曰：善。”

    气虚者无气之渐，无气则死矣，故当挽回其气而引之始复也，如上气虚者升而举之，下气虚者纳而归之，中气虚者温而补之。这都是千真万确的道理，这都是圆通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