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几年看了许多报刊杂志、古代医籍中关于辨证论治的材料并将其中与自己产生共鸣的东西都作了记录，结合我自己的认识，向大家介绍一下，可以称作辨证论治的集锦，也可以称辨证论治的层次，也可以称辨证论治的境界。全文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辨证论治的层次与境界，另一部分是辨证论治的形成及其特点。
中西医论
近些年来中西医之争日趋激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即崔月犁执政时期对中医支持力很大，提倡三套马车：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产生了许多派别如：重构派、改造派、中西医结合派、现代化派、补天派。中西医如何结合？结合到何种程度？中西医之争不是孤立的医学之争，而是中西方文化一百多年来争论的一部分。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进入，中西方文化发生碰撞。二十世纪，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优势，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教育体制基本上是照搬或参照，其专业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式直接影响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直至现在。对我国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至于各部门管理尤其是卫生管理基本上搬用西方的模式。因此中华民族文化有些被淹没、埋藏，而有的文化却顶住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如中医、太极拳、京剧、书法，屹立东方。
如何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在这场争论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古、深、精、高。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鼎盛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诸子立说，许多经典出自这一时期，如《易经》（不超过万字）、《黄帝内经》、《孙子兵法》、老子的《道德经》（不超过五、六千字）。这些书籍问世已达两千多年，道理深奥、论述精辟，立论之高当代人还不能完全读懂，目前还不知道何人能超越。
《黄帝内经》仍是中医的最高经典，离开它就谈不上“中医”。中国文化实用，计算机的二进制就是受《易经》阴阳学说启发，美国人在战场上怀揣《孙子兵法》打仗，日本人“经商”除了《孙子兵法》外还读《论语》。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两千多年了，肌肉还有弹性，是依据什么理论？靠什么技术？决不是现代理论技术。
古代没有经纬仪、罗盘仪，但是三国张松献地图、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张衡的地动仪靠什么原理、什么理论、什么工艺造出来的。无梁殿、悬空棺、都江堰都是根据中国人的理论独创的。上千种中药（实为上万种）的四气（寒热温凉）、升降浮沉、归经配伍是如何确定的，西医理论是解释不了的。有人说是尝出来的（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试出来的，尝试是可能的，但是单凭尝试是不可能的，果真如此，不知道要死几次、死多少人。如治寒性痰喘的“砒霜”，尝一次就可能命归西天。抛开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不论，单是数百种中药的归经、配伍、用量用现代正交设计方法恐怕几辈子也做不完。
同样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千古经方是根据中医理论和方法化裁而来，而决不是西方理论和方法。
从上述可知，中国有自己的文化理论体系而且实用，中医是其中之一。
周秦时期已确立中国文化基础，此后数千年进展缓慢。对经典注释的多，超越创新的少，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文化的应用在急剧衰退，似乎已基本放弃或正在放弃。
在当代中国，有多少人能读懂《易经》，中医界有多少人能透彻领会《内经》要领，有多少人能认全经典古籍的文字，恐怕不多，字都不认识，谈何应用、谈何发展？现实当中，外语是知识界的必修课。在西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在西方文化氛围内进行中西医争论，西医自然占据有利地位。
西化派自认为的有力武器是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我认为这些人都是比较浅薄的，不知廉耻，不懂中国的文化，其最大的误区是：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医、判断是非。一说话就是西医的“词”，西医的一套，怎么能称为中医？中国古代称之为“格致”的相当于近代的“科学”，“科学”一词是十九世纪末进入中国的。科学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某一领域内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是实践经验的结晶。
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
中医有中医的知识体系，
西医有西医的知识体系，如模式化、规范化、标准化、机械化、程式化，西医以病为主——以人体细菌病毒感染程度为研究对象，以调整剂量的大小来适应个体。
虽然体系不同，但都能为人民服务，都能为病人解除一部分痛苦，这就有了共同的目标和动机，可以互相渗透、取长补短、造福人类，这是一种潮流、是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都应该“与时俱进”，中西医不能互相排斥。
可是目前中西医因体系不同，当然衡量标准也就不同，有的人说西医科学、中医不科学，这是最大的误解，甚至可以说是无知。植物学和化学哪一个更科学？手套和袜子哪个更有用？所以说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不科学。比如用米尺量体重，本身就是荒谬的。所以说中医不科学，或者说西医比中医更科学本身就是不科学、荒谬的。
中医、西医的目标应该很明确，治病救人，能治病、治好病、少花费就是科学、就是真理。同志们可以比较一下，同样的病到底是在中医院治疗花钱少，还是在西医院花钱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现今中西医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西医占据管理体制的优势，例如请病假、诉讼等均以西医诊断、治疗为依据、为标准。
中小学的生理卫生课只讲西医不讲中医。中医人才的培养、科研程序、鉴定标准皆套用西医的路数，这样很难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人才，而多是挂着中医的招牌为西化中医、消灭中医而摇旗呐喊的人。我有一次到一个名为“中西医结合医院”检查，看不见一个中医，也看不见中药的应用，原来是为了开业才挂这个牌子。在现今中西医争论中，中医的唯一优势就是能实实在在为人治病、花费少。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大的框架不是能够辨别清楚的，清晰是相对的、暂时的，框架内多是模糊的、混沌的。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曾经处于领先地位，大框清晰、框内模糊。西方文化迅速发展，逐步清晰、越来越细。生物、细胞的细胞膜与细胞质之间有明显的界限。染色体内有遗传物质——生物学已达到了分子水平——水平越来越高——似乎越来越清晰了，其实不然，因为还可以往细里分——越细越模糊。
不少西方经典理论，已经被人提出疑问，这是由清晰走向模糊的开始。而中医的经典著作到现在动摇不了，谁能动摇《内经》、《伤寒论》？
西医在分子水平研究取得了许多进展，但仍然感觉到需要更深更细的研究还很多，如此下去西医将进入真正的模糊阶段，现在的滥用抗生素就是例证。
真正的中医治病，有严格的规矩（八纲清晰不能模糊，麻黄用于发汗，麻黄根用于止汗，不可混用）、大框清晰，而西医可能认为这个麻黄用得模糊（因为麻黄中含有麻黄碱、伪麻黄碱、麻黄油等等，不知哪个更有效或无效，用于复方如麻黄汤就更模糊了）。
中医诊断、用药看似模糊，是相对模糊，但是疗效不含糊。西化中医、消灭中医是行不通的，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各自充实提高。西医应专心致志地研究西医，根据中医的疗效从中药中提取西药也可以，不要遇到难题就想从中医那里找到点什么。把中医西化帮不了西医的忙。
中医应该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医，首先应该吃透中医经典著作的精神，学习中医名著，用中医理论指导医疗实践。不要被西化中医的潮流所冲垮。有些人自身是中医，说的都是西医话，认为会西医好象自己很深奥，只会中医好象很“浅薄”，沾沾自喜。不要盲目追求让中医走向世界，而是研究让世界的患者走向我们中医。我们卫生厅孙万珍厅长到西欧去访问，看到排队的全是外国人而不是华侨来看中医，这样才能站住脚。
辨证论治的层次和境界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的操作体系，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临床疗效取决于医生辨证论治的水平。辨证论治的水平的高低又是医生的理论功底、临床经验、思维感悟、文化素养等等方面的综合运用的结果。
第一境界“法式检押”，即“按图索骥”或称“对号入座”，就是把病人的病情和临床规范相比较，对号入座，看与孰相应就从其证的范式名证、立法处方，如病人有脉浮、头项强痛、恶寒等与《伤寒论》首条太阳病相一致，就可判为太阳病，以辛温解表法治之，麻黄汤主之，还如白虎证（四大症）、承气证、柴胡证等等，这些都是很明显的。
《灵枢·逆顺肥瘦》对这种辨证模式进行了概括说：“圣人之知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这里所说的“法式”即是规范法度，“检押”即是“核对标准”。
如木匠不能丢开尺寸去猜长短，放弃绳墨去求平直。工人也不能离开“规矩”而取“方圆”，这是自然之理，易于理解和应用的，人的生理也有逆顺常变的标准，掌握了它，就可以更好地在治疗中加以应用了。
被习用的辨证论治“范式”（法式），主要是“经典”著作、名家“医案”及论述，教材讲义，和国家及学术团体公布的“医疗规范”，这也是最基本的辨证方法，其中也包括“套路”的模仿，如《伤寒论》第100条：“伤寒，阳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小柴胡汤主之。”
又如《伤寒论》159条“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硬，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汤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余粮汤主之，复不止者，当利其小便。”此两条的“套路”常在治伤寒腹痛和泻利不止时被后人模拟应用，套路运用体现了系统思维，如用为规范，仍属法式检押的层次。
利用规范模式进行辨证论治具有易用性，便于掌握，但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疑难病上却疗效不显，同时也显出一种书生气，我们医院以前有一个老中医，背诵《内经》、《伤寒论》很熟，病人就诊先背诵经文，然后告诉病人：没有写着你这个病，结果开不出方来。究其原因多与不会灵活变通有关。
一种是“有方无药”，《本草衍义》说：“方可持者，药也”，虽是运用成方，但药物用量不足，也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如补阳还五汤之黄芪得用到
另一种是“有药无方”，处方之药全合证候，药量也不轻，但各药之间全无组织，不分君臣佐使，配伍不当，是“凑合方”，也往往无效，可见用药规律也是治疗有效的关键。严藏山在《汤头歌诀》序中说“学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学会汤头三百首，不会开方也会开”。实际上古人的方都是成熟的方、历史上久经考验的方。我院以前一个老大夫治疗肩臂疼用指迷茯苓丸，效果很好。
第二种境界即“随机活用法”、“识变从宜法”（《颜氏家训》），有人叫“圆通活法”，乃是常规模式的活用和突破，在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理论“囨（圜道观）”中提出来的，最初可能是从昼夜交替、四时递代，日月星辰运转、植物的枯荣，以及动物的出没潜蛰等显而易见的自然现象中归纳出来的，但作为一种定律和观念被提出来就不仅仅指这些自然现象，而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定律和观念。
对世界上许多周期性的变化做了细密的观察和探索。
对整体思想和得出的认识起了推动作用。
以动态观点看待天地万物。
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信息反馈和整体调节的理论。
第五、多以功能动态的观点看世界，强调和谐、平衡的正常生化的重要意义。“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一切事物的运动皆具有一个动态平衡特征和自我调节能力的循环圈（有些病
人自己就调整了，每当流感期间，火葬场就会加班，危重病人大部分就死了，而年轻人自我调节能力强，可以不吃药抗过去），易使人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故类比方法和求同观念成为中国的传统思维。
由于圆圈构成具有一个分明界限的“独立群体”，注意到事物变化的“内因与外
因的分别”并强调内因对事物的变化起主要作用。
基于以上几点把各种事物看成是能够自我调节保持自身稳定的有相对独立性的系统（有些肿瘤病人可以自愈）。所以圜道观本身暗含着发展成系统观的可能性。如阴阳五行、脏腑气血气机升降动态运转、经络循行、营卫循环以及五运六气的变化无不是以圆的规律出现，这种思想对生理病理的时间节律特别敏感，许多重要发现为现代提出的“生物钟科学”提供了可贵的研究资料（有人观察到落花生叶到夜间合拢白天张开引申用于治疗失眠，确有疗效）。
人体内的圆相互之间以及和自然界的圆，皆息息相关联，体现了宇宙和人体都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强调人体生理状态的动态平衡以及发病中“正气内因”的作用（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是两分法，五行是五分法。“一分为三”是中医常用之法，在辨证中应用最多。就是将事物分为相互对立的两极状态和中间状态，将《易经》卦爻、《老子》“三生万物”之说加以明确化。“一分为三”较之“一分为二”其优点在于把阴阳消长转化更加精确化，更具有使用价值。
阴阳第三状态体现了物质相对数量和质量及运动过程中相对静止状态，故可作为阴阳两部分失调的标准。如果没有对中间状态的认识，就无从精确掌握变化，也就无从把握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的鉴别。
“一分为三”的认识方法，就是中国的哲学，在辨证中影响较大。如运气学说有五运三纪，即五运六气各有太过、不及与平气之化，是其气有三。五运即金木水火土，六气即风寒暑湿燥火。阴阳——三阴三阳——开、阖、枢——标、本、中气；《素问·六微旨大论》“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
析病因——《金匮要略》“千般疢难，不越三条”。
辨病位——《灵枢·百病始生》“上下中外，分为三员”；横向分表、里、半表半里；纵向分上、中、下三焦之别。
察病性——有寒热及寒热错杂；有虚实及虚实夹杂；阴虚、阳虚、阴阳两虚。
划病程——为初、中、末三期。
王冰更明确指出“非唯人独有三气以生，天地之道亦如是矣，故《易》乾坤诸卦皆必三矣。”
在辨证上有四分法——三焦、卫、气、营、血；五分法——五形、五脏；六分法——六经辨证、六气（六淫）；八分法——八纲辨证。
穆勒五法：契合法、差异法、契合差异同用法、共变法、剩余法。
詹姆斯·穆勒（1773-1836，美国庸俗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归纳法的研究有一定贡献，著作《逻辑体系》（严复译本为《穆勒名学》；严复1851-1921，福建闽侯人，留学美国，翻译大量资本主义文化，对知识界影响大。
契合法——又叫求同法（异病同治），判明现象因果联系方法之一，如《素问·至真要大论》“塞因塞用，通因通用”。
差异法——又叫求异法，判明现象因果联系的方法之一。如咳嗽病——“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阳明腑证——大承气汤证、小承气汤证、调胃承气汤证。
如果被研究的现象在一个场合出现，而在另一个情况不同，那么这个唯一的不同情况就是被研究现象的原因。
契合差异并用法——又称求同求异并用法，例如孙思邈对夜盲症的认识，就运用了契合差异并用法。①他先分析夜盲症的穷人——用的是契合法；②又考察了不患夜盲症的诸多富人——仍是用契合法；③两组最后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得出不吃荤是穷人得夜盲症的原因——用的是差异法。
契合差异并用法实际是对契合的补充——不同于契合法及差异法的连续使用，两次运用契合法再一次运用差异法，尽可能多地考察正负两组的众多场合，努力提高此法所得结论的可靠性。
共变法——判明现象因果联系的方法之一，如果当某一情况发生一定的变化时，被研究现象也随之发生一定的变化。中医绝大多数在临床使用的是共变法。
测脉、验舌、观神色、观形态，总是把一定的部位和相关的脏器联系在一起，把色泽和一定的病理因素联系在一起。赤——心；黄——脾；白——肺；青——肝；黑——肾。把色泽和一定的病理因素联系在一起，以发现它们的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来判定病位、病因。根据变化的程度来推断病情的严重与否，是急性还是慢性，是恶化还是向愈，是顺证还是逆证。
剩余法：判明现象因果联系的方法之一，如果已知被研究的某一复杂现象是由另一复杂原因引起的，那么把其中确认因果的部分减去，所余部分也必互为因果。
在推求现象的原因时，必须首先知道某一复合现象的一部分原因和结果，而且剩余的现象必须与已知的因果无关，另外还必须注意复杂现象剩余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个复因，还须作进一步的研究。在诊断时，当用一个证或病不能解释患者的所有表现时，医生立刻就会想到还可能有他证、病存在，于是详加分析，并作出二元性或多元性诊断，这时所使用的就是剩余法。
一个病人，藁城故献人，14年前因车祸右颅骨颞部手术后稍有塌陷，病人平时易感冒而常恶寒较常人穿衣谨慎加厚，近日左胁肋疼痛、口苦、小腹胀右少腹较重些、尿道口湿乎乎、有时有粘液似自遗而不滴、右睾丸偏坠不痛、常流清涕、头项不舒、风池穴处如似受凉着风状、大便尚调、小便亦通、睡眠良好、精神一般、面如常人，舌尖边红苔白兼黄，脉弦细。
病人病情不重但很复杂，病人口苦、胁痛、小便尿道口湿粘、睾丸偏坠、舌苔黄白而质红、脉弦，似是肝胆湿热、宗筋弛缓，暂拟龙胆泻肝汤，可患者又常恶寒胁痛而腹胀恶风之状似是风寒束表气机不畅之状，当用理气解表之香苏饮为宜。而上两方仍不能完善，病人还有恶风常流清涕之征，应以苍耳散疏风通窍升清降浊。以上几般辨证几般治疗下方仍不尽人意，因胁痛虽然不重而已日久则有化热瘀结之嫌，仍需再加金铃子散不厌其多，故而放之，其不是整体病情不重而证情表现复杂所以就开出来一个大大的复方（合方）之剂，这就是用剩余法一个证或病不能解释患者的所有表现时就应想到还可能有其他证、病的存在，于是详加分析并作出二元性或多元性诊断和治疗方案。
阴阳定量辨证
六经辨证所包含的定量概念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三阴三阳原本代表的是阴阳之气的多少。太阳——阳明——少阳代表阳气由强至弱。
太阳——阳气最盛（足）——正气一般不虚——祛邪发表为主；
阳明（二阳）——阳气略减——正邪交争激烈——伤正耗气等，祛邪为主或兼扶正；
少阳（一阳）——阳气减弱——常兼正气不足——扶正祛邪并重；
太阴（三阴）——阴气最盛——阴寒过盛（少有阴精亏损）——理中温阳祛寒，无须滋阴养液；
少阴（二阴）——阴气开始减少，但阴仍较多——为病时阴盛阳虚之寒化证多于阴虚阳亢的热化证——治疗当以四逆辈回阳救逆为主，也须顾及阴精亏损如黄连阿胶汤等滋阴补液；
厥阴（一阴）——阴尽阳生之处——病变多阴阳趋两极分化，常表现为“阴阳气不相顺接”的寒厥证或热厥证——正盛阳回者生，阳脱阴竭者死。
三阴三阳体现了阴阳消长的量变和质变过程，是对疾病定性与定量，故在中医临床诊治疾病的过程中，定量辨证与定性辨证一样重要。
病情轻重的定量辨证
一个临床医师在通过定性辨证（明确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的病性时，还应对疾病的证情进行定量分析。
如在太阳病中，风寒表实证就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证重者——发汗峻剂——麻黄汤
轻者——为外邪郁表宜小发其汗——桂枝麻黄各半汤。
更轻者为微邪郁表证——微发其汗即可——桂枝二麻黄一汤
《伤寒论》23条“太阳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圊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阳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伤寒论》25条“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似疟，一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以上三个方剂同为风寒表实，区别在于证的轻重程度。
再如阳明腑实证：
从临床角度来看，阳明病只要存在脏腑“结热”这一病机，不管是痞满燥实坚悉具，还是只具备一、二个症状均可成为三承气汤的适应证，临床所要区别的是证情的轻、重、缓、急而已。
证重——大承气汤——峻下
次者——小承气——缓下
再次者——调胃承气——和下
证势更轻微的依次有润下——麻子仁丸（麻仁、杏仁、芍药、小承气）、外导——蜜煎导法、猪胆汁或土瓜根。由上可见中医治疗便秘可不都是用川军。
临床辨证需仔细入微、轻重有别才能药到病除。
对立中间状态的是定量辨证，在八纲中每对证的范畴都存在着中间状态。阴阳——阴阳俱虚；表里——半表半里；寒热——寒热错杂；虚实——虚实错杂证，“至虚有盛候，大实有羸状”。这种中间状态在两个对立病性之间有着多个连续的证如：太阳病表寒证向里热转化时，可有纯为表寒的麻黄汤证；表寒不解、内迫于里、寒多热少的葛根汤证及葛根加半夏汤证；表郁里热、热多寒少的桂枝二越婢一汤证（桂枝汤加麻黄石膏）（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越婢汤可以治肾炎，在农村用越婢汤治疗肾炎初起，效果很好，不需要速尿、双氢克尿塞等，在《中药药理学》中论述麻黄可以治肾衰，就是受此启发；一次在病房查房，糖尿病肾衰的患者，沉困，睡卧在床，整天不起，谈话时即可入睡，根据法式检押考虑为五积散证，其中关键就在于麻黄，病人服了汤药就起来了，麻黄该用时就得用。）
里热为主的表实里热证——大青龙汤、葛根黄芩黄连汤证。我院肛肠科曾经有一个病人，当时是一个小孩，藁城人，诊断为直肠息肉，内窥镜检查：从肛门口至回盲瓣全是息肉，一个接一个，病人表现每日泄泻数次、十余次、甚至二十余次，虚弱、贫血、发热，手术不能选择，激光不能选择，只能选择中医治疗，应用葛根黄芩黄连汤，果然止住了发热，正气恢复，贫血恢复，顺利出院，恢复了劳力。直肠息肉存在与否不管，病人感觉好了就行，这就是典型病例。
这说明在同一病性基础上，可有不同的发展层次，体现了对疾病的证多少估计和把握也是定量辨证的一种。
《证治准绳》“泄泻”病引用赵以德云：昔
圆通：通达事理，为人处世，灵活随机，不固执拘泥，无偏缺，无障碍，《梁书》“陶宏景，为人圆通谦谨”。
《内经·至真要大论》“调气（血实者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掣，甲乙经挽也）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特定区域），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随其所利），谨道如法，万举万全，气血平正，长有天命。帝曰：善。”
气虚者无气之渐，无气则死矣，故当挽回其气而引之始复也，如上气虚者升而举之，下气虚者纳而归之，中气虚者温而补之。这都是千真万确的道理，这都是圆通活法。
治病必求本
景岳云：“世未有无源之流，无根之木，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邢月朋注：邓铁涛在广西中医学院也讲“根深、枝繁、叶茂”），无非求本之道，即本篇所谓阴阳也，未有不明阴阳而能知事理者。亦未有不明阴阳而能知疾病者，此天地万物之大本，必不可不知也。所谓分之无穷者，有变必有象，有象必有本，举其略也。”
死以生为本——欲救其死，勿伤其生；邪以正为本——欲攻其邪，必启其正；阴以阳为本——阳存则生，阳尽则死；静以动为本——有动则活，无动则止；血以气为本——气来则行，气去则凝；证以脉为本——脉吉则吉，脉凶则凶；先者后之本——从此来者，须从此去；急者缓之本——孰急可忧，孰缓无虑；内者外之本——外实者何伤，中败者堪畏；下者上之本——滋苗者先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邢月朋注：如《针灸大成》载玉龙歌“头面之疾针至阴，腿脚有病风府寻，顶心头痛眼不开，涌泉下针急难寻”。）虚者实之本——有余者拔之无难，不足者攻之何忍；真者假之本——浅陋者只知见在，精妙者疑似独明；至若医家之本在学力——学力不到安能格物致知，而尤忌者不畏难而自足（看见病不知道难，自己挺满足）。病家之本在知医——遇士无礼不可以得贤，而尤忌者好杂用而自专。
凡此者虽未足以尽求本之妙，而一隅反三，从可类推，总之求本之道无他也，求勿伤其伤而已。
列子曰：圣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淮南子曰：所以贵扁鹊者，知病之所从生也。所以贵圣人者知乱之所由起也。王应震曰：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休耗气，精遗不涩泄，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行医不知气，治法从何据，堪笑道中人，未到知音处。此真知本之言也，学者当知省之。这就是圆机活法。
中医的思维方式
西医重视所患的病，而中医不仅重视病，更重视患病的人，把这个人与所患的病视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医的整体观。在治疗上西医针对病，而中医在针对病的同时更重视调动人的积极性来对抗疾病。中医的重点与难点就是辨证和组方用药，中医思维方式个体化、细致化、圆活化。
一、个体化思维：是其特色。
辨证的证其实两个含义：一个是症状，一个是证型。就一个病人而言，很多症状可归纳为一个证型，但不是一个证型能包含这个病人所有的症状。虽然相同的疾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具体到人表现出来的症状不尽相同——中医追求的是疾病与个体体质综合所表现出的个体化差异。如四君子汤（益胃健运——具冲和之德故为君子）、五味异功散、六君子汤、香砂六君子汤，这四首名方皆为治脾虚湿盛的方子，只是湿盛的程度不同，表现症状不一，治疗也有相应差别。病情到什么程度用什么药，病情重用药轻，达不到治疗效果，病情轻药用过了，会伤正气。中医的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反应了中医的个体化特征。中医重视个体化差异，表达了中医以人为本的思想。
二、细致的思维
中医需要细致的思维，细致的思维贯穿了中医的整个治疗过程。
西医以病为核心，中医以证为核心，证是千变万化的，从而决定了中医思维方式的细致性。中医考虑问题面面俱到，它不仅要考虑到患病的人的方方面面，而且在治疗用药上既要考虑药物性味与作用，又要掌握组方原则与配伍技巧。
例如慢性盆腔炎这个病症，西医认为是炎症，治疗以消炎为主。中医根据患者以疼痛为主证，治以理气活血化瘀为主。考虑到这种病人，病程长，迁延反复，每劳累经期而加重的特点，认为与人体正气有关，因而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注重扶正、或是补气或补血或健脾或滋肾。那么到底补什么、补到什么程度要根据病人情况而定，慢性盆腔炎往往伴随着带下的变化，中医认为与湿邪有关，陈修园有一个苍白二陈汤治疗白带，还有农村用茯苓熬豆浆治白带，茯苓能够去湿，因为白带与湿有关。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热易清，寒易祛，湿难消，为什么西医见了非典感到棘手，疗效不很好，就是因为湿气重，凡是湿气重、病毒感染的西医都感到很棘手，中医在这方面还有点本事，因而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自始至终要注重祛湿，湿之难治因其特性“如油入面”、“抽丝剥茧，层出不穷”。但是清热利湿，还是温化寒湿，还是补虚祛湿，祛湿到什么程度都要根据病情而定。再者慢性盆腔炎还往往伴随结缔组织增生，任何病在早期都好治，现在中医找不到早期和中期的病人，都叫西医抢了，都是西医治不好的病才找中医，我们只能是更上一层楼的治法，即在西医的基础上继续往上治，治好了是中医的功劳，治不好也不是中医的错误，西药先不要停，这也是圆通活法的表现。一般认为炎症宜清热解毒，但就中医看来太寒凉的药不利于化解。血者得热则行，遇寒则凝，治宜温通，王清任的少腹逐瘀汤中有炮姜。中医的这些考虑、思维方式非常贴近病情，如果对中医进行粗线条思维，只能使中医简单化，从而失去中医的魅力。
三、活的思维
中医有很多理论，如何运用这些理论非常灵活，活的思维是中医的灵魂。中医难学的就是这个“活”，难掌握也就是这个“活”，但是效果好也是这个“活”。
中医的重点和难点是组方的思路和用药技巧。
一张好的处方是中医综合素质的具体体现，要善于从经方、名方中去体会组方原则和用药技巧。
如逍遥散是治疗肝郁的代表方子，也是一首名方，是千百年来临床上行之有效的方剂。细观全方思路清晰，配伍巧妙，首先是肝脾同等用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其次也是耐人寻味的，治肝郁的代表方仅有柴胡一味行气药。究其因一则肝郁首先影响肝藏血而行气药多香燥耗血；其次肝郁容易化火，而行气药容易香燥助火。由此可见，行气药香燥于肝郁不利。逍遥散不但不用行气药反而当归配白芍来养肝血，这就是该方组方的绝妙之处，有很多鼓胀病人，脉弦，迁延难愈，看前人用的方药全是理气药，肝藏血，理气药耗伤其血，肝为刚脏，越理越刚，所以就得改变方法，用一贯煎常能取效。
中医最活的地方是组方和用药，古人讲用药如用兵，知能善任，才能药到病除，此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求读《医学传心录》、《医宗必读》、《医学心悟》、《笔花医镜》）。又讲药有个性的特点，方有合群之妙用。有人认为中医“太活”，所以把中医说成是玄学。实际上中医理论是深刻的，而且很有说服力。
比如六味地黄丸与左归饮，二方均有熟地、山药、山萸肉、茯苓，六味地黄丸还有泽泻、丹皮清虚热，泄相火；左归饮加枸杞、炙甘草之甘温为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助而源泉不断，平调肾中阴阳（张景岳引用道教很多）。古人组方很有法度，现在有人的凑合方属有药无方，没有法度，故效果不好。
这两个方乍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一两味药的变化。但中医的东西“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虽都是补肾阴的代表方，但补的方法都不一样。大家知道肾阴虚相对相火就旺，病人表现口燥咽干、五心烦热等阳旺的症状。而它的本质不是阳有余，而是阴不足。钱乙制六味地黄丸以前，不乏有人用苦寒来泻火。苦寒之药不但伤阳，又能化燥伤阴，黄连、黄芩、黄柏都是苦寒燥湿药会伤阴），使阴阳在“更低水平不平衡”，钱乙根据王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的理论创造了六味地黄汤。六味地黄汤抓住了肾阴虚的本质以补肾阴为主。但仍未脱离苦寒泻火而仍用了泽泻、丹皮两味苦寒药。
张景岳根据儒家太极图阴阳互根的原理，提出“善补阴者，必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助而泉源不竭”，在六味地黄汤的基础上去掉泽泻、丹皮两味苦寒药，换成枸杞、炙甘草。两味药的变化整个方义就变了。综观左归饮全方，地黄、山药、茯苓、枸杞四味药物性甘平，山芋肉、炙甘草二味甘温，全方合起来甘平偏温，左归饮养阴不用甘寒而用甘平偏温，体现了阳中求阴的思路。由此可见左归饮、六味地黄汤都是补肾阴的代表方，但补的方法不一样，六味地黄汤纯补肾阴，而左归饮在补肾阴的同时处处照顾到阳，从而抓住了补肾阴的关键。平调了肾中阴阳，中医的灵活性与艺术是相通的，像绘画最忌讳依葫芦画瓢，它讲究的是活字。真正能把画“画活”的人不多。成为画家的是少数，绘画靠的是灵感，中医讲究的是悟性。
中医的证型永远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中医不但在认识疾病时把人看成一个整体，在治疗疾病时也把人看成一个整体。
六味地黄丸是补肾阴的代表方启示补肾阴必须肝、脾、肾三脏同治。如果单纯用补肾阴的药，临床疗效不会好，必须兼顾肝脾。由此可见肾阴虚、脾阴虚、肝阴虚是相互渗透，不可绝然分开，山药是补肺脾肾三脏之阴的但以补脾阴为主，所以说中医的证型与证型之间永远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
附子泻心汤法：
《伤寒论》155条“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该证心下有热痞而阳气已虚故恶寒、汗出，形成寒热错杂证局面，附子泻心汤煎法不同一般，是以麻沸汤浸渍大黄、黄芩、黄连诸寒药，取其味薄以轻泻上部之痞热，不使药过病所；另取附子，久煎取汁（去其毒）与前药对合，因其味厚气重，下行而发挥温阳固表作用。药虽同行而至所不同，施治各异，此仲景之妙法也（吴以岭创“固肾强卫”可能出自《内经》“卫气根于肾”）。
宋代成州团练使张锐以医知名，蔡鲁公之孙媳妊娠临产期发病，众医皆以为阳证伤寒，惧怕坠胎而不敢投药，鲁公请张锐诊视，胎儿已经十月将生矣，何药能败之，如常法给药，半日儿生，病亦获愈。次日产妇大泻不止，而且喉痹不能入食。众医皆指责张锐之过，因泻利与喉痹两症一寒一热如同冰炭，且处于产褥期，虽扁鹊复生也无活理。张锐曰：不必惊扰，我可用食药即日而愈。取药令服之，结果喉痹即平，泄泻亦止。鲁公问曰：敢问一药而治两症，何也，锐曰：此与经书无所载，特以意处之。方才所用乃附子理中丸裹以紫血丹。喉痹不通非至寒药不为用，故外裹以紫血丹。既已下咽，则消释无余，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愈两疾，公大加叹异。
此病上有喉痹属热，下则泄泻属寒，寒热错杂两难措手，张锐匠心独具，以理中丸外裹紫血丹，药入咽部，在外之紫血丹消释而治喉痹，在里之附子理中丸入得腹中而治泄泻，寒热分治，各不相扰，确实奇巧，与仲景之法异曲同工。
相传“方法”这个词就起源于中医，古时一位皇帝患呕吐症，水米皆吐命在旦夕，御医束手，一天请深山和尚看病开方用药与御医无二，而和尚自行煎药，煎到只剩两匙，用汤匙盛上请皇帝用舌舔服至把药汁舔完为止，连服数剂后，病竟渐愈（我的老师传授一方治疗神经性呕吐：公丁香一钱、全虫一个泡酒一昼夜，筷子蘸酒滴舌而不吐。），皇上问和尚前医同样之药无效，尔起死回生，何也奥秘？答曰：病在咽用舌舔药使缓缓作用于病灶之处，此乃是“法”，如果仍用饮服方法，难免药过病所，无济于事，皇上大悟：方法方法，光有方不行，服用还要有法，方与法结合才行，这就是方法二字的由来。
名家治病，并未多用奇方，方药还是原来方药，前医用之无效，名医用之则效，其差别往往就在于煎法用法不同，此也是名医圆机活法使然。
桂枝汤煎服法的作用：
⒈啜热稀粥——助药益胃两相得。意在热粥助辛性发汗药的发散之力，以粥体益脾胃而助作汗之源。吴鞠通用鲜芦根煎汤煎银翘散，其意相似。汤水热力助药力开表气，又以汤水补充汗源。战汗为温病邪恋气分不解，而正气奋起驱邪外出的表现，在汗后邪气未退而正气不衰时，叶天士提出“法宜益胃”即“灌溉汤水”。如米汤、白水、五汁饮（麦冬汁、荸荠汁、梨汁、藕汁、鲜苇根汁）等物以疏瀹气机，使邪气松达，邪与汗并，得以通泻，又可补养胃气濡养阴液，以助汗源，“望其再战”祛邪。
⒉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气机通畅血脉和，治疗外感病应以微微汗出为营卫调和邪气外透的标志。内伤杂病药后阴阳平衡、气血调和也可见微微汗出。现代长走锻炼法效果不是以距离和速度来衡量而是以周身微微汗出才是气机通行血脉调畅不疲劳而起到锻炼效果。
⒊不可令如水流离，病必不除——阴阳两伤因多汗。邪气不去，反伤正气，伤阳泻阴。
⒋汗出病差，停后服，不必尽剂——中病即止药少服。《素问·藏气法时论》曰“药以调之，食必随之”。
⒌服后小促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病犹在者更作服——祛邪务尽善服药。外感病应早治、快治祛除外邪，仲景提出太阳中风可根据病情严重程度缩短用药间隔时间，从而间接增加药量提高药力，并尽早祛邪外出。这在后世影响很大。
⒍禁生冷、粘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物——病中食物亦伤人。
仲景药物服法及药后种种注意事项不但对医家有启示作用，对我们日常生活用药、饮食及日常锻炼也有指导意义。
近二、三百年来中医的处境问题
在明末万历十年，一个耶酥教士会的利玛窦来到中国，他是一个传教士，1601年定居北京，当时的宰相徐光启受洗入教，就此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揭开序幕。
其时中国的科技已处于鼎盛时期，当时出版了《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农政全书》四大名著，在地理学、医药学、工矿学、农学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最高成就。
徐光启对西方文化非常崇拜，他有一段评语：“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穷巧极妙者…”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他学习了西方文化之后就想着要推广，但是因为国变未果（国变即崇祯16年李自成打到北京），当时中国文化和科学是很自信的。接着满清入关。在康熙时代，康熙大帝对西学也很感兴趣，某书记载，康熙在16岁学习几何，但是他没有推广到其他地方，也没有推广到他的子孙，只是他自己感兴趣。后来到了乾隆年代，与西方文化没有交流，中国主要是考究古文，如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与外界没有什么交往。到了1840年道光年间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甲午战争以后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才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向传统文化进行决裂，从道统、礼教、科举制度的桎梏当中解放出来，在当时国势已极度衰微，人们在焦虑、恐慌中生活，在这种情况、势头下知识分子认为旧学不行了，要连根拔掉，在五四运动中，有不少的知识分子欲将汉语、文字一并废除，用世界语，连中国话都不想说，当时确实就是这种情况，连鲁迅笔下的阿Q都要当革命派，在这种气氛和氛围的笼罩下，中医就受到了胡适、丁文江的漫骂，甚至连鲁迅也有一段沉痛的名言“我们日下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发展，倘有阻碍前途的，无论它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统统踏倒它。”其时与中医受同等待遇者还有京剧，可见“汉家”的语言、文字、科学艺术、军事，事事不如西方，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丧失殆尽，只剩黄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如何改良了，联系这一背景，来看30年代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不足为怪。
中医未被废止并非由于中医抗争，因当时中医除了有“疗效”之外，并不理直气壮。正如胡适所言：“西医知道病因，治不好病，是科学；中医治好病，不知病因，所以不是科学。”一句不是科学将中医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只不过当时西医尚未发展壮大，暂留中医自生自灭而已。
五十年代毛主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一句话对中医的鼓舞很大。毛主
中医最爱用“枯木逢春”一词来形容五、六十年代的境遇。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中医院相继成立，西医学习中医班开办，中医进入综合医院……一派欣欣向荣景象，但时过不久，许多老中医专家心底又有“花繁木茂非我春”的落寞。因为中医学院、中医研究院的本科生、硕士、博士、中医科研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姓中”令人生疑，中医学术是繁荣了还是变形了、异化了、萎缩了也令人生疑，于是又有人企图探究原因，
当看到文化自信不等于科学自信，当毛主席肯定的方法（工具和武器）发掘成了关键问题，老人家投向了掌握现代科学方法的西医，于是号召西医学习中医，并希望出几个“理论家”，这正所谓只承认中医之“用”未承认中医之“体”。以现代方法来研究中医，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恰好与清·湖广总督主张相颠倒，在清末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被光绪皇帝奖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说、人心大有裨益”的时候，被严复批驳道“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则以马为用也；中西学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为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建国以来，中医工作投入大产出少，愿望好收效差，事与愿违。其根源“以西医为体，致中医之用”，因此必须打破“科学一元论”、“科学霸权主义”，重新认识中医的整体科学之体，重新确立中医学的科学自信。
科学与文化共生，中西方皆同，人类认识和发展之初皆以整体来认识世界的，“整体大于各个组成部分之和”，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表述整体方法的真理，人类知识经千百年孕育和累积，分析出还原的认识阶段，但是还原论方法有整体论方法不可比拟的强大生命力，于是将分支传统科学取代，但惟有中医学一枝独存。原因是中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具有最大的整体性，而这种最大的整体性恰恰是还原论方法的盲区；其次，临床疗效正反两方面的检验不断修正着中医发展的轨迹，当然疗效是肯定的，中医一直在发展，即使是在清乾隆以前没有吸收西方文化时中医照样发展，形成了温病学说，现在也列为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什么叫经典呢？就是你辩不倒，它说出来的话、讲出来的道理你至今驳不倒。使中医学在理论、实践有效之坐标中，扩展成一个庞大的实用的理论、技术社会体系，也就是说中医学之体得到了充分的发育，中医学之用不但为其他传统医学（西方希波克拉底医学、吠陀医学）不可比拟，甚至也不为西医所替代，这就说明整体论的传统科学与还原论的现代科学是两个体系、两种属性的科学，彼此不能相替代，彼此不能相否定。
中医学之体，根源于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天人合一、一阴一阳之为道、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认识论（物我一体、主客交融、体物合心、思内揣外、思外揣内）、方法论（阴阳者一分为二也，五行生克制化）、逻辑学（辨证逻辑、包容矛盾、容中而不排中，矛盾转化——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由此发展出自己的概念体系（八纲、六经、三焦、卫气营血、藏象、气化、经络、药物学的四气五味、归经）和物化体系（中药、方剂、针灸、按摩等）及社会体系（流派传承、药品产销）惟其“体强”方能“用宏”。
由此可见要发展中医就必须承认在现代科学之外还有传统科学。传统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观、方法论都具有目前现代科学所不能包容的真理性，因此中医体系也具有现代科学体系目前不能包容的科学性。
振兴中医、复兴中医在百年困惑实为中医学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中随“势”沉浮的轨迹，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势下有中西汇通、衷中参西说；在“打倒孔家店”、“救亡图存”的大势下，有废止中医、中医救亡之说；在救亡图存任务完成后，有中医宝库之说；在现代化大势下，有“中西医结合”、“新医学派”、“中医现代化”之说。中医学随波逐流，不能自主、自立的困惑令人三叹。
势，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历史就在“大势”中激荡前进，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奋斗的现实中中华民族必将能以更大的文化自信与科学自信面对灿烂的传统文化与传统科学，中医同道更应该率先强传统之体，弘传统之用，使中医学按照自身的科学规律发展，使中医学复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小小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满怀信心的说希望是你们下一代的。
我讲这些是因为要说明中医为什么到了现在的地步，就是因为近二三百年来文化的变迁造成的，中医并没有受到重视。但是，为什么中医仍然存在，就是因为中医有疗效，故能保存到现在。我们应该如何办？西医把中医的东西抢去了不少，连病名都抢去了，“癫痫”是中医的名词，3000年前就有。“中风”也是中医名词。中药也抢去了不少，如麻黄成了麻黄素、黄连成了黄连素，都变成西药了，根本就不是中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抢，抢西医的东西，以中医之体，西医之用。极化液+黄芪注射液+参脉注射液，氯化钾有补养作用，用中医辨证的方法用西药，效果很好。
由于变法维新和办洋务的影响一百多年来西医大量介入，致使目前市场上西医掌权，主宰医疗大权，随着西医的引进和其手段的不断发展，现在相当多疾病的治疗是由西医方法为主，也就是说，当某一疾病刚一发现，患者往往就采用西医西药治疗，当疗效不好时才会想到中医，这种医疗行为对疾病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现代中医所面对的许多疾病已非原发病本身，而常常是经过西医干预的“变证”。这就影响了常规辨证的结果。
如糖尿病开始多以三多出现而西医干预后三多症状消失而显现出来的是郁热痰湿瘀血等证候。
还如肾病综合征原发病多为脾肾阳虚、眼睑浮肿，但现在多见者为面部红赤、起痤疮、满月脸等等热毒湿毒炽盛、阴虚火旺证候。
一个中医大夫不但要有娴熟的辨证论治技巧，还要了解西医的进展、优势及缺陷，从而找到中医的优势及临床应用的切入点。现在都在讲与时俱进，对于西医的药物与其他手段，中医可以不用，但不可不知，不知而且不用是盲目排斥，不足取。在这方面中西医应该是对等的，中医要了解西医，西医也应该了解中医，现在要淘汰的既不是中医，也不是西医，而是固步自封、抱残守缺的庸医。只有开拓视野，解放思想不断汲取中西医两方面的精华，才能成为一代能为人民服务的有用人才。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所谓辨病指的是西医的病（因中医自古至今亦有辨病），在临床上有什么优势呢？
⒈可知吉凶。（心肌梗死，根据心电图反映梗死面积，估计预后）
⒉可知病程（预测长短，心肌炎痊愈至少需半年，一般3-7年）。
⒊阶段较明，底数较清。
⒋可测预后。（类风湿性关节炎难愈，良性关节炎易愈）
⒌应对现代法律。
⒍合和人事，顺应潮流。（病人主诉肝炎，不能仅解释为胁痛）。
⒎善治坏病。
坏病与变证
何为坏病？《伤寒论》第16条“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根据以上条文，对坏病的定义有两个原则：
①坏病是太阳病经发汗，再用吐法、下法或温针误治大伤正气，转变为非太阳病的复杂重证。
②坏病因转化为非太阳病的复杂重证，不属于桂枝汤证。
何为变证？《伤寒论》“太阳病各证未解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本条所指为误下引起的变证。
仲景的论述开创了研究中医医源性疾病的先河。变证和坏病就是医源性疾病。
导致当今坏病、变证的因素：
①过汗导致坏病、变证：
当今直接中药过发汗的误治相对较少，但间接反复发汗的误治仍较常见。如在感受风寒或风热外邪之后，反复用解表疏风中成药，又服中药汤剂解表药有之。另一方面西药中的解热镇痛药如安乃近、去痛片、乙酰氨基酚等，按中医药性理解为发汗解表类药。在日常生活中既服中药又服西药解热镇痛药类者不为鲜见。
②过用清热解毒类药导致坏病、变证。
近代，吐法、下法在临床中使用渐少，以此而误治的也减少，但是当今社会，西医抗菌、抗病毒理论较为普及，中医解表发散理论反而淡化。太阳病为人体感受风寒之邪，本应辛温解表，不少人却认为流感、上呼吸道感染为病毒或细菌所致，不辨风寒、风热，喜用抗菌消炎或抗病毒类药如先锋霉素、菌必治、病毒唑等，这类药按中医药理论分析多属清热解毒类，或再服中成药板蓝根、穿心莲、三黄片等，有的甚至长期服用，意为预防服药，从而重伤阳气导致坏病、变证。
③过用滋补药类如复方阿胶浆、营养素类甚或静点复合氨基酸之类致使寒邪热化或邪闭于里不得外解，导致坏病、变证。
④过用泻药致肠胃功能紊乱，如蕃泻叶、果导片、大黄片、排毒养颜胶囊等。
上面述及坏病、变证为当今一切不当医疗行为（含广告误导）造成疾病由简单到复杂、由轻到重的变化过程，都属于变证——为医源性病证。尤其是一些慢性病如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等，诸如此类，不堪总结和回忆。
㈡微观辨证
利用现代物理诊断可延长我们的视线，在判断疾病方面使人易于接受、顺应潮流。
如X线、CT、核磁共振、内窥镜、病理、检验等等可以延伸我们的望闻问切的诊断办法，对深层次的辨证治疗有广泛的实用价值。
如胃脘痛这个病随着内窥镜、病理活组织检查的普遍开展在中医诊治胃脘痛的过程中，单纯采用中医传统四诊的观察方法难以对胃镜征象和胃粘膜纤维组织病理等微观形态作出确切辨别与判断。
如采用宏观上中医辨证这一基本原则结合微观胃镜病理形态特点灵活配伍中药来治疗本病能够提高疗效已被广大医师认同或不自觉地运用于临床。
从临床实践中探求西医学病因病机及演变的结合点。就胃镜下①粘膜形态②蠕动度③通畅度④分泌物⑤潴留物⑥纵径长度⑦病理组织等形态方面结合中医寒、热、虚、实、气血、津液等辨证方法可以证明一些问题。
㈠胃粘膜形态：正常胃表现为光滑柔软、粘膜色泽红润均一。
胃粘膜病态：
⒈胃粘膜充血水肿——脾气虚和肝气犯胃。
⒉糜烂溃疡在两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或肝胃郁热或脾胃虚寒兼有湿热征象者多。
⒊胃粘膜颜色偏红——胆汁郁积、胃热（含湿热及虚热）。
⒋颜色淡白——多属脾虚。
⒌苍白——贫血胃（气血亏虚）。
⒍颜色暗——瘀阻胃络。
⒎红色条索状充血如西瓜皮条纹——常见于肝病日久属气血亏虚。
⒏猩红色样细疹、樱桃色红斑改变为门脉高压性胃病的特征性表现——属肝郁或兼湿热，脾虚血瘀。
⒐胃粘膜变薄、色淡——脾虚。
⒑色红干燥——胃阴不足。
⒒粘膜下透见毛细血管网伴见粘膜颗粒、结节、鱼鳞状改变，红白相间，白相为主——常为肠上皮化生。
⒓根盘微隆起，表面褪色——异型上皮增生。
属脾虚胃热气滞血瘀错杂证候。李恩复教授善治这样的病证。我们也有成功的病例，肠上皮化生可以纠正过来，我院的健脾化食丸有效。
⒔皱襞粗大，充气后不能展平，伴多量粘液——脾胃虚寒，津液不化，痰湿凝滞。二陈汤、六君子汤等。
⒕胃粘膜粗糙呈大小不匀的疣状隆起，甚至是息肉样隆起——为湿热（热毒）、气血瘀滞。
⒖溃腐日久，周围淡红或淡白色——脾虚。
⒗胃粘膜出血（含陈旧性出血）——胃热伤络；脾气虚弱，不能摄血；气滞血瘀，血不归经。
⒘其中点状糜烂出血——以肝气犯胃为主。
⒙片状出血——肝胃瘀热为主。
⒚溃疡出血——肝胃郁热夹湿或脾胃虚寒为主。
⒛胃黄色瘤（斑）——多属脾虚、痰凝、血瘀。
21.胃底静脉充盈、曲张见青色瘀斑、瘀块——肝郁、脾虚、血瘀。甚至有门脉高压。中医临床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结合胃镜是很有好处的，没有这些资料，只能摸脉、验舌、问症状、望神色，这就是微观辨证的优势。
㈡蠕动度与通畅度
胃镜下因受插管、充气影响、蠕动可比平时增多。
⒈胃蠕动无力、缓慢、功能性幽门关闭障碍——脾虚。
⒉蠕动亢进——临床较少见，在功能性幽门开放障碍可见蠕动频繁有力，且常出现逆蠕动——胃气上逆。
⒊胃镜下见诱发恶心后胃粘膜疝入食管后，甚至贲门弛缓，齿状线上移等食管裂孔征象，病程短者常为肝气犯胃；病程长者为脾胃虚寒、气血瘀滞。西医治疗就是手术，效果不好，吃中药确实有效果。
㈢分泌物与潴留物：正常胃经12小时空腹后胃液平均为50ml，无色或灰白色，透明，含少量粘液，无食物残渣。
⒈胃镜下见食糜辨证为食积（保和丸主之）主要见于脾虚肝郁证。
⒉胃内见痰浊，辨证为脾不健运，痰湿中生。
⒊胃内分泌物呈大量清稀水样属痰饮范畴，为脾阳虚弱，湿从内生，聚而为饮。如果病人有口吐清水、涎末,吴茱萸汤主之,效果很好。
⒋胃内见分泌物质粘、秽浊为脾胃虚弱。
⒌见黄绿胆汁辨证多属肝胃郁热，多夹湿邪。治宜清肝利胆。
⒍胃内分泌物少，甚至粘膜干燥为胃阴不足，津液损伤。
㈣胃纵径长度：胃镜插管部在到达幽门孔时一般为60～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是现代中医治疗的趋势
辨证包括⒈宏观辨证——用四诊合参；⒉微观辨证——用现代医学辅助检查结果分析，用中医诊断学方法概括，并得到临床验证的辨证。
辨病——指西医诊断与鉴别诊断、病因、病理及演变过程的鉴别。
实践证明，三者的有机结合对于补充传统宏观辨证的不足，扩展临床用药思路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是现代中医治疗的必然趋势。
如胃镜下见充血渗出：实证（糜烂）——常用清热利湿药，虚证（苍白）——健脾益气药。疣状息肉样隆起：清热散结药、活血化瘀药（
幽门松弛蠕动无力，功能性幽门关闭障碍可以在健脾益气改善胃排空节律紊乱的基础上加用胃肠动力药，以治其标。
胃粘膜分泌呈大量清稀水样、胃动力障碍用苓桂术甘汤加胃肠动力药，胃肠动力药是西医的词，实际上是健脾理气药：枳壳、枳实、香橼、佛手，大黄也是胃肠动力药。
胃、十二指肠溃疡、糜烂、变形——与胃酸过多有关，可以制酸；
分泌物缺乏选酸甘敛阴药；萎缩，肠上皮化生，上皮不典型增生可根据胃粘膜、分泌物、蠕动度等可选用健脾益气、活血化瘀、清热利湿、养阴清润、疏肝解郁等。有时需联合应用，方子可能会较大。
以上说明：微观辨证将随着现代医学仪器的发展必将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南通中医院的朱良春也主张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
微观辨证
迄今谁也无法为中医基本理论体系勾勒出大致框架。但肯定要在实践中前进，微观辨证是其潮流，西医院有的检查设备中医院要有，甚至西医院没有的中医院也要有，这些检查设备西医院拿过去就为西医院服务，中医院拿过来就为中医服务，对于微观辨证很有好处。又如黄疸——只要查的血清总胆红素高者即是，胆红素不高的就不是黄疸。仅见白睛隐约黄染，面目身溲皆明显黄染，血清总胆红素达100ummol/L者才是特定表现。只要胆红素增高仍属隐性真性黄疸，皆可按黄疸治之。反之，即使具有上述表现，若查血清胆红素＜17ummol/L者也只能说属假性黄疸，如因过食富含胡萝卜素之瓜果者所见面目使黄者。近期治疗了许多这样的隐性真性黄疸病人，因其没有症状如何辨证，用常规宏观辨证很困难，有化验治疗起来很方便，效果很好，治疗一个月就好了，三个月复查无复发就算治愈了。中医治疗肝病有优势。
又如关格，原本是指并见小便不通与频繁呕吐为主症的一种病，而今只要查得尿素氮＞14.28ummol/L,肌酐＞133ummol/L，也均可按关格论治。如果肾功能中尿素氮、肌酐不高，按关格论治效果不好。这就是目前微观辨证的一个体现。
又如病因为伤食者如代谢综合征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半胱氨酸、高乳酸、血脂增高、血淀粉酶增高，高脂血症已成为引起慢性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常见病因之一，以脐腹胀满为主，急性发作时表现为绕脐剧痛乃至肢厥、汗出，状如寒疝，寒疝虽多属虚寒之证，但也不乏寒实之证（古代用巴豆很多），且不排除转化为实热证的可能，于是认为《金匮要略》将腹满、寒疝、宿食三病证合为第10篇一并讨论寓意深刻，别具奥旨，由此推测张仲景当初或许曾诊治过上层贵族所患类似反复发作慢性胰腺炎之类病证，张仲景《伤寒论》序中说“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说明张仲景不但给穷人看病，还给贵族看病。贵族的病就是现在大吃大喝病。
现代西医也正处于由局部朝着局部与整体兼顾的方向转变，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的过程中，这就决定了中医理论绝不能丢弃，否则再不能称为中医学。也即未来的中医理论体系绝不是中医固有理论的修修补补，也绝不可能为西医理论所取代，相反的必须通过漫长时期的多方面研究探索创新而逐渐形成。为辨证论治引入微观指标，这是潮流，即可使微观指标与中医病因、病机、辨证分型、立法组方等环节逐渐建立，有规可循的纵横交错关系，只要脚踏实地、持之以恒，逐渐扩展，不断总结，最终必将在认识上发生飞跃，在理论上实现创新。
中医科研应创新思路
中医的进步和提高不在于将它的术语和内容换成西医的语言，尽管西医的语言是通俗的，现在有的中医以说西医为荣，好象他知识广泛，以说中医话为耻，自觉晦涩有自鄙感。有一次去阳泉铁路医院会诊一个肝硬化病人，病人本身是一个外科医生，一周前曾有太原中医院的医生会诊，都是大戟、芫花、大黄等攻伐药，病人服药后也不泄，就是难受，肝主疏泻，其功能很小了，大小便都没有，此时，这些药就不治病光治人了，这些药均为毒药。当地医院的医生反映太原中医院的会诊医生一句中医的话都没说，全是西医话，人家铁路医院全是西医，请你中医来说西医？他是以西医观点来开中药，不辨证，结果病人服药后更难受而不治病。所以不要单纯以说西医名词为荣。如果说，两个医学之间确实有一些相同或相通的地方的话，搞一些这样的“翻译”对中医的普及或许有些意义，但是这不等于中医的提高。中医和西医的名词术语（含完全相同的名词术语）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种“词义的交叉”而不是“词义的重合”，还有的是大相径庭，风马牛不相及，关于这一点请那些疾呼“与国际接轨”的学者务必注意。
中医的提高
⒈表现在它效益的增强上：（疗效好、经济负担小、毒副作用少）
在理论方面：
对以往理论中的错误进行纠正。
对尚未发现的内涵作深入发掘。
拓宽其应用范围。即“移花接木”如用治疗心脏病的方法治疗“网球肘”
揭示其对现代医学实践的指导意义。
在临床治疗方面：
①使中医的治疗疾病谱更广。
②使某些疾病的疗效更高。上海华山医院王佐搞中医急诊成绩很大。与西医急诊对比，
看谁疗效好、看谁毒副作用少，看谁更省钱。
③对流行病找到容易掌握的基本治疗思路。去年抗击非典，中医很争气。
④对疑难病的治疗有所突破。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很难治愈，可以用药物控制。单纯吃
中药控制。一种是虚寒型的用阳和汤，一种是血热型的用犀角地黄汤，以这两个方为主，第三种是湿热型的用朱丹溪的上中下通用方和当归拈痛汤来治疗。不是类风湿的关节痛治疗相对容易，曾治疗一个风湿性肌炎，西医无特殊治疗，我们治疗一年多痊愈，还有产后关节炎也是很难治的，也能用中医治好。
⑤为现代病找到处理和治疗的套路、原则。比如爱滋病。
⑥对世界各国的地域性疾病的治疗取得满意的疗效。
在保健方面：
不仅对我国不同地域的群众而且世界各国人民的养生保健提出有效的方略。
另外，让中医这种科学的新理念渗透到其它学科，发挥中医的启迪指导作用，促进其
它学科的进步。
以上列举都是中医的提高，都应属于中医的科研成果，当然，这里所说的提高效用，不完全是满足于眼下的实用，也不局限于获取点点滴滴的治疗经验或取得零零星星的治疗效果，重大的意义还在于将这些经验和效果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系统的学说。
研究的方法，在符合中医的基本发展规律和体现中医特色的前提下，应允许多套路多方法，如文献研究、考古发现、民间挖掘、临床实践探索，更可以是临床和基础的一体化研究。这样的科研未必都要有西医科研设计那样的格式。未必都要经过实验室或动物实验，因为人体上的验证更具有可靠性，更应得到我们的认可。最后科研成果的鉴定应能得到中医同道们的广泛的认同。中医千百年来一直受“十八反、十九畏”束缚，为什么不能发布命令研究这个问题呢？有人说海藻和甘草可以合用，效果好；有人说人参就不怕五灵脂，人参配五灵脂效果反而好，这是眼前的科研项目，为什么没有人研究？这个课题研究出来对人民有多大好处，对中医界有多大好处，张仲景本来就甘遂半夏甘草一起用，为什么现在一起用就算犯法呢？这个问题可以深刻的思考。
几千年来，中医师们做了大量的科研工作，不过这些科研既没有挂上正式的科研标牌，也没有得到哪个人的奖赏。今天有政府的支持，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优越条件。
我们应该进行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现代研究，简单地说，就是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对中医的整体或部分进行研究，其最终成果都应当是中医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都能用中医理论去解释，用中医理论去指导运用，如果我们研究出的成果最终不能为中医所用，不管它的现代化程度有多高，它都不属于中医的现代化。还有中药也一样，不论有效部位还是有效成分的研究，只要它的药性不变，仍然是受中药理论所支配，那它仍然是中药而不是西药，简言之，只要研究的成果最终能被中医理论所直接支配和应用，便是中医理论指导下的现代研究。现在中医界有些人对分析研究如还原研究和微观研究等这些常用方法比较敏感，或者说是警觉，惟恐用这些方法研究中医会走了样，所以每走一步都是战战兢兢。看不准的问题是需要谨慎对待的，而中医自身缺少的东西正是我们所敏感的，单纯敏感不行，如果不化验如何能知道尿中有蛋白？如果不做胃镜如何能知道胃粘膜的变化？如果不化验肾功能如何能知道血肌酐高、尿素氮高？中医三千年历史告诉我们，理论的升华每次都是根据社会现实和实践而成就，但目前这个环境只靠传统方法和模式去研究中医是难有突破的，多学科研究成为中医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我们要认真对待和学习西医中那些于中医现代研究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的东西，比如西药中用，激素是什么？仝小林发表文章说激素是热性药，故其副作用是长痤疮、满月脸；心得安、倍他乐克等β受体阻滞剂是什么？我体会就是清热药，都是热以后心率快，没有热怎么心率快？喹诺酮类药、氨基糖甙类药物都是清利湿热的，青霉素类都是清理实热的，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应用西药效果好。西医的好东西我们也要拿过来，自信地、真诚地欢迎西医所给予的合作，比如在有外科保证情况下应用中药治疗肠梗阻，以科学的精神去面对中医，只有这样，中医研究才能快步走向现代化，在历史前进的脚步中走向先进。中医研究还是研究中医很重要。
正因为疾病有不确定性，才需要辨证论治。辨证论治以重视个体化的诊治堪称临床诊治的最高层次。毕竟是对理论和方剂药物操作的运用，但辨证论治的境界是由医生的理论素养、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直觉——悟性的创造思维所决定的。
西医——重复、对照、随机、盲法——追求共性的东西。
中医——辨证论治——追求个性化、差异性的东西。
辨证论治的成因
辨证论治的形成与民族的思维方式、哲学观念和中医学理论结构至为关切。其操作中展示了系统方法，重视个体特异性和证候随机性、治病求本，在多元框架中重视发挥医家创造性等特点。医家的运用有法式检押、圆通活法。
辨证论治，重视个体化，堪称临床诊治的最高层次。这一操作体系是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形成的。自汉代张仲景奠定辨证论治理论基础后，魏晋南北朝时代医家们仍讲辨病，并在辨病上有很多发现，如《肘后方》记述天花、马鼻疽、恙虫病等，至宋代以后，辨证论治始成为主流且涵盖了辨病。辨证论治是理论结合实践的过程，而且也能从中展示学术素养与境界。
⒈辨证逻辑及其思维方式
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到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辨证
逻辑，《周易》、《老子》、《墨子》等著作中就有着丰富的辨证逻辑方法。并在习用中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因此，医学家们也循此思维方式审视疾病。在中医学的理论思维中，原因可为结果，结果也可为原因，一因可以多果，一果可以多因。如五脏六腑皆令人咳，五脏皆可致痹等等病因，除辨证论治的同一律，还有名与形（《灵枢·阴阳系明》言：且夫阴阳者，有名而无形），象与类（如雾、如沤、如渎），同与异，一与万等等多种辨证逻辑方式融入医学理论，成为辨证论治的思维要素。
明代鄱阳名医杨贲亨，以湿蒸木腐，木凳倒地，产生灵感，悟水能消物，不独属火，此湿消尔，投热剂而愈。非有广博的知识并保持思维警觉是不行的。
⒉易变观和三才观
《易传·爻辞》指出，面对变化的事物，则应该“惟变所适”。《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中医学是动态的，看不断变化的病，以变应变，这与病势规律相契合，也是受易变观念的影响。
《周易》以天地人为一大系统，即三才观，中医学形成了三因制宜的辨证论治（因时、因地、因人）。
⒊重视时间因素
恩格斯说：“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中医尤其是讲时间，西医尤其是讲空间）人体也不例外，也是由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两部分要素组成。
空间结构——形体、器官、肢节、骨骼、肌肉等——为形而下者的“器”。——西医现已发展到分子水平。
时间结构——指生命活动的过程、节律、周期近乎形而上者的“道”——中医对人体时间结构的探索，建立有机论人体观的理论，提出了阴阳终始、四时五脏、六经气化等学说。把时间和功能的总和称之谓“神”。生命机能称为“神机”。主宰思维并统帅全身生命活动的作用称为“神明”。
因重视人体的时间结构，在审视病情时便重视在一定时限内的病态表象——此即为“证”。“证”有恒有变，“恒”是其相对稳定状态，是在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以一组相关的脉症表现出来，体现于病因、病机、病性、病位。“变”是证的因人、因时、因地之异的随机特征——是同证的个体差异。张景岳称此为“证随人见”。为此，在临床应深入思考，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依随机性法则去处理随机性事物，从证的恒变入手论治疾病，临床便选择了“辨证论治”。日本用小柴胡汤不变，总是治肝炎，吃一二年，哪能不吃出问题来？不吃小柴胡汤也可能出问题，因为总不变化；但是出现寒热往来、口苦、咽干、目眩、胸胁苦满，这种情况下用小柴胡汤肯定有效，这是不变的。总吃小柴胡汤，他的病症是有变化的，不能总吃。这就是辨证论治的成因。